好多人将吴先生的观点误读了，他们认为，吴先生主张不能发展工业了，只能发展服务业，可是服务业在中国的条件并不成熟，所以会以为他是反对工业化道路。

　　其实，吴先生并非反对制造业，他所强调的中心就是中国要实现的工业化应该是新型的工业化，而新型工业化的核心不是以增加投资、数量型增长为优势，而是要通过技术进步来实现经济增长。这是吴先生所讲的一个很中心的观点。

　　《第一财经日报》：在你看来，中国的新型工业化实现过程中，制造业的发展之路应该是怎样的？

　　梁小民：我从来都不把重化工业发展作为拉动国家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我认为我们国家将来发展制造业是一个完整的产业链，这个产业链的上游是重化工业，然后是制造环节，再是制成品，然后是为制造业服务的行业。

　　制造业必须发展成为一个完整的行业，而这个完整的行业里面的核心也是要实现技术进步。

　　《第一财经日报》：中国目前这些环节都并不成熟，或许这也是引发争论的一个重要原因？

　　梁小民：争论的核心其实就是未来我国经济增长方式的问题。但从制造业整个环节来看，我们需要改变的正是增长方式。

　　我国目前制造业发展的三个环节都亟待进步。从重工业的角度来看，以炼钢业为例，目前我国的企业产出了很多钢，但又有很多钢是低层次的。我们要改变的是增长方式，只有实现技术进步了，才能炼出高品质的钢，也就能占领市场了。

　　从制造业的设备来看，我们目前的技术生产不出先进的设备，比如汽车、手机等。很多年来我国的经济发展实践证明向国外要技术或者以市场换技术，实现不了我们的技术进步。

　　从制造品来看，我们现在虽然有20多种产品在世界上的份额占到70%以上，但都是在低档品市场，没有技术含量，没有品牌。

　　最缺的一环是制造业的服务业，比如物流、销售网络、人才培养、信息、工业设计等，这一环节的发展还需要企业、政府共同完成。

　　我们要走的新型工业化道路，就是要实现一个中国自己完整的制造业的产业链。

　　《第一财经日报》：技术创新和突破早就从各个层面提出很久了，现在再次提出来应该怎么做才能避免空喊口号不落实？

　　梁小民：技术突破可以说是从上世纪50年代就提了，但是一直没有实现，现在还停留在纸面上。这里的一个根本问题应该是制度问题，也就是技术突破靠的是制度，制度最核心的是产权保护。

　　以英国和西班牙为例，当时西班牙是世界上最有钱的国家，但是工业革命为何没发生在这个国家而是发生在了英国？因为世界上第一个成文的《产权保护法》出现在英国。

　　这是对政府的要求。

　　我们现在缺的是产权保护。对企业而言，要实现技术创新，只有依靠大企业。因为投资、风险都只有大企业才能承担。而我国现在的企业都过小，尤其是民营企业，没有能力创新。华为等企业做得好的原因在于企业规模大。

　　一个经济体中，不能都是大企业，但必须有几个成为经济骨干带头领跑，然后中小企业才能生存。

    国家应更多投资科学而非科技

　　《第一财经日报》：说到企业，和中国转型期的话题结合起来，必然产生新老企业更替的问题，你认为新一代企业的发展与上一代企业相比，更应该突出哪些方面？

　　梁小民：中国企业发展有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和中国的粗放式经济增长相关，当时企业的优势就在于低成本、低价格占领市场，而且那时候的市场总体上是供小于求，那个时候赚钱显得很容易。

　　现在的企业面临着很多改变：第一，总体上说暴利时代过去了，市场上总体供大于求，过剩经济出现，尤其是资产内部的过剩；第二就是低成本的状况很难再持续下去，劳动力不可能那么廉价了，尤其是《劳动法》等相关法律的公布，材料价格都在上升，而且低成本产品在全球范围内受到抵制，也就是反倾销问题；第三，中国加入WTO之后，企业面临的风险更多了，首先，国内的政策风险，行政力度过大；其次，国际上风云变幻，市场非常不稳定。

　　多重因素决定中国企业必须朝第二个阶段转型，首先要从制度上转型，怎么转向产权明晰、合理的公司制结构，其次就是随着国家的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型，企业就要靠技术突破来实现发展壮大。

　　《第一财经日报》：刚才说到中国尚没有能够领跑的大企业，所以转型期需要这类企业出现，那是否意味着整个国家和社会都必须支持它们，甚至在一些方面为它们开绿灯？

　　梁小民：不是这样。企业必须在市场竞争中，通过兼并等方式来扩大规模。让它们自己在竞争中实现优胜劣汰，这还是市场本身的问题。但是政府要为它们创造条件，比如金融开放，只有金融开放了，企业的发展才能更有力。国家应该更多地投资于科学而非科技。

　　技术创新的主导是企业，政府是不可能主导技术创新的，政府的作用在于服务。但这是政府的问题不是企业的问题，政府不管，企业怎么可能自觉来解决？这不可能，特别是中小企业，更不可能。我们的政府应该为企业创造良好的法律环境，企业才可能逐渐增强法律意识。

     需要什么样的企业家

　　《第一财经日报》：企业是主体，它们也应该承担责任吧。现在很多人在指责中国的企业对于社会责任承担不够，你怎么看？

　　梁小民：我最反感的一点是动不动就拿西方企业来作对比，说它们捐赠了多少钱。现在的问题在于，中国的企业远没有发展到那个阶段。西方企业现在的实力和中国企业的实力悬殊太大。何况类似于英特尔等大企业之所以在中国倡导企业社会责任，它们最早也是被管出来的，没有管理和约束，它们不可能自觉去做这件事情。

　　所以，现在中国企业真正的责任是在现有的条件下生产出能够主导市场的好产品。更确切地说，这是企业家的责任。

　　《第一财经日报》：在你看来，这类企业家出现了吗？

　　梁小民：很少。中国的企业家中，民营企业家第一代很多都不是知识型的；国有企业不叫企业家，而叫官员。

　　《第一财经日报》：新型的企业家应该是哪种类型？

　　梁小民：起码应该受过非常好的教育，同时要有科学的企业管理经验。企业家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作为股东的；一部分是作为职业经理人的。而中国目前最需要的应该是职业经理人这一批人。

　　迪比特的失败关键在于战略的错误。一个并不大的公司，由于一次偶然的业绩居然要当全球老大，置诺基亚、摩托罗拉、三星这些比它强数倍的大公司于何地？垮掉的民营企业中都有过类似的大跃进战略。一些在国内甚至不为人知，进入《福布斯》无望的企业居然也要在数年内进入世界500强。牛吹得太大，牛皮就被吹破了。

　　一个实力并不强的企业，其资金和筹资能力都是十分有限的。即使一个大企业，要实现迅速扩张，也很难依靠自有资金。通过资本市场运作进行筹资是迅速做大的惟一筹资途径。从国内看，资本市场并没有放开，对民营企业筹资的限制更多。其实就是在发达市场经济国家资本市场完全放开了，一个名不见经传的企业要筹得迅速扩张的大量资金也非易事。

　　迪比特在扩张造利就遇到了现金流断裂。它的母公司台湾大霸集团也并不是一个资金雄厚的大公司，无法向迪比特注入更多资金，它又无法在国内外资本市场上大量融资。所以，在2004年手机业务亏损2.3亿元之后，就陷入了困境，拖欠供给商债务，甚至拖欠员工工资。经营尚且困难，何谈当全球老大？

　　另一个更为重要的硬约束是公司治理结构的完善性。一个要做大的企业本身首先要强。这种强的核心并不在于销售额有多少或一时的业绩有多大，而在于企业内部的制度建设，或者说公司治理结构。这包括产权明晰、有一个真正起决策作用的董事会、一种合理的组织架构、一套完整的管理制度、一套有效的激励机制，以及一种自己独特的企业文化。只有这套制度建设完善了，企业才能在一个坚实的基础上扩张。研究一下GE、GM这些基业长青的公司，哪一个不是先进行制度建设而后当上全球老大的？

　　迪比特的雄心甚大，可惜内部制度建设却连起步都没有。这家公司完全是台湾老板莫皓然一个人说了算的人治企业。人治企业就说不上有什么制度，即使有成套的制度，也可以由老板一句话而否定。在迪比特发展过程中没见到董事会的作用，也许连个形式上的董事会都没有。这样的企业也谈不上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名为董事长的莫皓然为所欲为地插手具体经营业务，对大陆的员工一律视为异己，偏听偏信台湾员工，甚至靠少数亲信打小报告来维护自己的权威。这种由一人说了算的企业不会有什么公正的激励机制，人心涣散，毫无凝聚力，更谈不上企业文化，失败是必然的。中国许多在做大过程中失败的企业也是在制度不健全的状态下狂奔而死的。

　　企业想做成全球老大并不错，但这种战略决策还要从自己的实际出发。这种貌似宏伟的大计划对那些并不具备条件的企业有百害而无一利。对这种企业来说，现实的战略是在现有的基础上一步一步地做，逐步完善制度建设，把业务做大。这样踏踏实实做下去，也许有一天会成为全球老大，即使不是全球老大，也会相当成功。贪大求快正应了中国一句俗语：欲速则不达。

　　愿中国民营企业以迪比特为戒。

　　出租车调价实际涉及到经济学的一些基本问题，绝不是涨与不涨这样简单。出租车调价中实际上就包括了制度设计问题。有人担心涨价后“黑出租”利用低价拉客，合法运营的司机受损。而“黑出租”禁而不止，正在于制度上的缺陷，不是简单的“严打”所能解决的，也不能仅仅用人们的贪欲来解释。经济学家有责任对“黑出租”存在进行调研，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一种使“黑出租”走上合法经营之路的制度。这样不仅有助于现实问题解决，也为制度经济学增添了一个有意义的案例。

　　从媒体上看，许多人关心的是出租车该不该涨价，以及应该由谁承担汽油涨价的负担。从经济学的角度看，这些属于规范问题，即应该怎么做的问题。解决这些问题要以实证研究为基础，这就需要经济学家用实际资料和数学模型分析出租车涨价引起的结果。

　　如果不知道出租车提价的具体影响，讨论出租车应该不应该提价有什么意义呢？仅仅从价值判断层次上来作为规范判断无助于正确决策。每个人的价值观不同，“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是争不出什么结果的。

　　了解出租车服务的需求弹性是我们讨论出租车调不调价，调多少的依据。讲道理，每个人都可以；从事具体的需求弹性计算，非经济学家莫属。这就是对经济问题能说点看法的人与专业经济学家的差距。

　　如果经济学家少发言论，多做点这样的实事，公众还会嘲讽经济学家吗？

　　2006年05月12日  梁小民  北京青年报

　　发展中国家中小企业对经济发展更为重要

　　一个国家的经济要强大，不仅要有能走向世界的大企业，而且也要有成功的中小企业。经济中并不是每个行业都存在规模经济，在那些并不存在规模经济的商业、服务等行业中，中小企业往往是主体。即使是在规模经济十分重要的制造业中，中小企业为大企业提供的零部件以及相关服务，也是大企业成功的必要条件。中小企业还具有大企业所不具有的两个优势：一是中小企业是以劳动密集型技术为主，是就业的主渠道。在一些发达国家，在中小企业就业的人数占就业人口的70%- 80%.中小企业对解决文化、技术低的人口的就业作用更为突出；二是中小企业“船小好调头”，能及时适应需求变动而调整。尤其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中小企业对经济发展更为重要。20世纪70年代，英国经济学家舒马赫的名著《小的是美好的》对这一问题做出了经典性论述。

　　但是应该承认，在任何一个国家，中小企业发展所遇到的困难都要比大企业多得多。

　　这不仅仅在于它由于自身规模小所引起的困难，还在于政府的政策往往倾向于支持大企业。美国经济学家加尔布雷斯在20世纪70年代曾提出了著名的“二元体系论”，批评了政府政策对中小企业的歧视，并指出这种政策引起了经济失衡，加剧了收入分配不平等等社会经济问题。这种批评受到美国政界和学界的重视，政府加大了对中小企业的支持。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美国经济繁荣中，中小企业功不可没。

　　政府的政策应该更多向中小企业倾斜

　　中国的中小企业状况如何呢？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这份报告指出，相比欧盟国家完善的中小企业发展体系，目前我国中小企业除了面临关注度较高的融资难、政策不平等、产业准入规制等方面的问题外，更重要的则是存在公司治理上的官商不分、改制乏力、治理不完善，审计制度不健全、缺乏社会责任感等问题。这些困扰中小企业发展的问题中有外在的，也有内在的。中小企业发展要靠自己克服内在问题，但也要靠政府改善外部环境，并引导这些企业克服自身存在的内部问题。从这种意义上说，“十一五”期间，中央财政加重公共财政支持中小企业发展的力度是十分有意义的。

　　与大企业相比，中小企业明显处于弱势，因此，政府的政策应该更多向中小企业倾斜，解决它们的实际困难。

　　比如，我国有70%以上的出口产品是由中小企业生产的，但它们的产品在国外往往遭到反倾销等不公正待遇。它们规模小而分散，不像大企业那样有能力保护自己，这就要政府保护它们，或者支持它们建立自己的行会自我保护。再如，中小企业缺乏市场垄断能力，与大企业相比在竞争中处于劣势。这就需要政府制定“反垄断法”，给它们一个公平竞争的环境，对于一些国家产业调整所需要鼓励的中小企业，还应该实行减免税收等优惠政策。过去我们的一些政策有必要进行调整。

　　中小企业遇到的最大困难还在于融资

　　中小企业发展与创新遇到的最大困难还在于融资。

　　许多人忽视中小企业在创新中的作用。我们承认，大企业是重大创新的主体，但这并不能否认中小企业在创新中的作用。而且，许多做出重大创新的大企业也是从中小企业发展而来。我们所要重点支持的正是那些处于原始创新的种子期、初创期的中小企业，它们自己不具有融资能力，这就需要风险投资基金和政府的财政支持。在我国风险投资基金尚不发达的情况下，政府的财政支持就更加重要了。

　　这次国家增设的“中小企业创新基金”、“中小企业发展专项基金”和“中小企业服务本系专项补助资金”等具体措施，将会有力推动中小企业的创新。根据国外的经验，由政府为中小企业提供银行贷款担保也是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的一种行之有效的办法。

　　根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报告，中小企业的许多困难还是存在的，这些困难的解决要靠市场竞争的压力和他们自己，但政府也可以通过多种形式的服务起到不可忽视的引导作用。浙江省由政府出面组织中小企业老板进行培训、学习，就是一种行之有效的服务和引导。此外，政府及时向中小企业提供信息，组织为中小企业提供全方位服务的机构（包括协会），为中小企业与大企业沟通创造条件等等都具有积极意义。这些事情看似并不大，但对中小企业却有及时雨一样的作用。

　　在改革深入的今天，重新认识中小企业的作用，并在政策上向它们倾斜，对建立和谐社会也具有深远意义。

　　本来任何公司在经营过程中都未免会出现一些问题，但只要闻过则喜，有则改正，也不算什么了不起的大事。问题是一些公司对这类事件的解释令人不解。对于产品质量问题有的企业辩解为“适应中国市场特点作出的调整”；对于行贿、非法避税、压低苦工标准、产品安全不达标又解释为“入乡随俗”。如果跨国公司按这样的逻辑来对待公众批评，我想他们的好日子可能也快完了。跨国公司的这种行为与态度使我们不得不思考其中的深层次原因。

　　应该承认，跨国公司的进入对中国经济发展也作出了重大贡献，给我们带来了不少优质产品，国际上的先进技术和管理理念，也带动了中国企业成长。与此同时，他们也获得了丰厚的利润。正是在这种双赢的过程中才有了跨国公司的成功。市场机制是把企业的利润目标与社会责任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这两个目标的合二为一才有双赢。跨国公司是成熟的企业，应该明白这一点。

　　部分跨国公司钻了我们法律不完善的空子

　　这些在中国有劣行的跨国公司在本（母）国和其他发达国家是遵纪守法，关注社会责任的，为什么在我们中国就如此行事呢？

　　一个企业想通过压低工资、降低产品质量或者非法避税等手段来实现利润的增加是它的本性决定的。使它不敢这样做的是外部环境的制约。当它这样做的成本远远高于收益时，它就会约束自己，把守法经营作为自觉的行为。跨国公司敢于在中国这样做，正在于我们立法的不完善。我们还缺乏发达国家保护消费者那样的高标准立法，所以，一些跨国公司就利用了法律的不完善之处。例如，我们的保护消费者立法中缺乏“召回制”，所以，三菱公司对有严重缺陷的帕杰罗越野车就仅仅是给予修理，而不是“召回”。东芝公司在处理不合格的笔记本电脑时，对中国和发达国家消费者的赔偿与处理都不同。这些公司振振有词地声称根据所在国法律处理，使我们有苦说不出。

　　当然，我们并不是完全无法可依。这些年来我们的立法还是有相当大进步的，问题还在于我们执法的力度不够，甚至不依法办事。我们有保护工人基本权利的《劳动法》，也有最低工资立法，但为什么在一些跨国企业中却出现了苛扣工人工资、压低工人工资标准，使用童工，甚至让工人下跪，对工人搜身等侵犯人权的事件呢？这就在于执法单位的执法不力，甚至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一次犯法而没有得到严惩，犯法的收益大于成本，惩罚只是偶然的，或惩罚太轻，就会鼓励个别企业再次犯法，甚至根本不把法放在眼里，视之为做样子的“稻草人”。

　　个别地方政府官员陷入对跨国公司优惠无限的误区

　　执法不严在我国现阶段是一个带有普遍性的问题，但在对跨国企业的执法上还有其特殊性。应该说，跨国公司在中国屡屡出现这些问题，根子还在于个别地方政府官员对跨国公司认识的误区。一是为了地方经济发展，为了招商引资，而放松了对跨国公司的管理，甚至放纵或包庇它们的某些违法行为。在经济开始发展时，为了发展经济给外资和跨国企业一些优惠政策是应该的，也是国际通行的做法。但这些优惠是以法律为依据的，不能优惠无限。而且，这些优惠也不能与其他法律相违背。像压低工资、苛待民工、使用童工之类的事情绝对不应在“优惠”的范围之内。经济发展，引进外资都是重要的，但绝不能以放弃法律的尊严为代价，也不能以牺牲当地群众的利益为代价。发展要以人为本，这也是对待跨国企业的基本出发点。

　　二是对跨国公司过分信任，认为它们在国际上是习惯守法的，在中国也会如此，对它们的产品也一味迷信，简单地把跨国公司产品等同于高质量，公司治理结构再完善，也不会改变追求利润的本性。立法不健全，它们仍然会钻空子，监管不到位，它们也会有法不依。迷信跨国公司和一切迷信一样，都是有百害而无一利。

　　商务部研究中心这份关于跨国公司的报告为跨国公司和我们都敲响了警钟。跨国公司必须闻过则喜，迅速改正，在中国才有更光明的前景。为些许小利而丢失中国这个大市场是得不偿失的。对我们而言，是要完善立法、严格执法、尤其是依法对跨国公司进行监督。这样跨国公司才能为中国经济发展作出更大贡献。这也是为包括跨国公司在内的所有企业创造一个良好的法治环境。

媒体来源：《***》

　　所谓低成本优势来自于几个方面，第一是劳动力的低成本，第二是资源使用的高效率，第三是规模经济。

　　我们的制造业现在走向世界主要靠的是成本优势，在成本优势里主要靠的是劳动力成本的低成本，就是劳动工资很低，我们现在劳动工资大体上是美国制造业工资的五十分之一，2％，太低了，大体上是韩国、日本这些国家的35到40分之一，也是很低的。所以我们靠低成本生产很多产品走向世界，比如说像鞋。同样的鞋在国外比人家便宜了30％到40％，这靠什么呢？就是靠的劳动力工资低下。

　　但是现在这条路对中国来说比较困难，各地劳动力短缺，民工荒。过去是民工找工作，现在是求民工来工作，为什么呢？很简单，就是因为劳动工资低的状况不能维持下去了，必须得提高工资，提高工资的结果是成本要增加，你的产品就会失去竞争力。

　　我们现在资源利用率很低，大概生产同一单位的GDP比如说生产一万元的GDP所消耗的成本是国外一般的三到四倍，消耗的资源高成本也很难降下来。比如说炼钢的耗电量很大，成本就很难下来。同时很多企业没有实现规模经济，规模太小了，正因为规模太小所以正本就降不下来，从成本角度说不能够维持劳动力的低工资，这种状况不能继续下去了。

　　而且应该说劳动力低工资和党中央提出的和谐社会也不一致。经济发展了，民工也应该有福利的增加，农民的收入也应该提高，老实行低工资和党中央的核心发展、缩小贫富差距、提高所有人的福利也是不一致，所以低工资不能再持续下去了。我们靠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这样你的产品成本才能降下来。

　　最后要依靠扩大规模，形成规模经济优势。

　　当现实中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ＧＤＰ论英雄时，实现ＧＤＰ的高增长率就成为行政力量决定资源配置时的内在动力，各地ＧＤＰ的攀比则成为决定资源配置的外在压力。实现ＧＤＰ的高增长率，最快捷的方法是增加固定投资，大规模进行城市改造。引起经济过热的原因正在于这种固定投资的高速增长——2004年已经高达50％以上。银行的不良资产中70％以上来自这种固定资产增长和地方政府为改造城市的贷款。

　　盲目追求ＧＤＰ高增长，还引起另外两个更为严重的问题——不能实现增长方式的转变，以及资源紧张，环境破坏。谁都知道，要实现经济长期稳定增长，必须从投入型增长转向技术进步型增长。在这种转变的某一阶段中要以放弃数量增长为代价转向提高增长质量。但有些地方不愿付出这种代价。追求短期高增长率往往以环境破坏为代价，也引起资源全面紧张，资源利用效率低。当政府，尤其是地方官员，控制资源配置时，这些问题的出现是必然的。

　　政府支配资源配置背后更深层次的问题是政府职能没有从根本上转变，即没有从决定资源配置转向为市场服务。

　　政府该做和不该做的都太多

　　市场经济中的政府应该通过立法和行政手段维护市场经济的正常秩序；提供公共服务，尤其是社会保障；运用再分配政策实现收入分配一定程度的平等；并用宏观经济政策保持经济稳定。

　　国有和私人产权得不到有效保护，盗版侵权严重，伪劣产品侵犯了消费者利益，社会诚信体系建立不起来，妨碍平等竞争的垄断相当严重等等，都是市场经济秩序不正常的表现。基础教育落后，社会保障不足，是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缺失。增长中人与人之间，地区与地区之间，行业与行业之间，城市之间，收入差距的扩大，与收入再分配政策的失误相关。经济过热则与宏观调控相关。一个好的市场经济离不了一个高效而廉洁的政府。在这一方面，政府该做的事太多了。

　　与此对比，政府做了一些本不该做的事。有一些行为对发展市场经济不利。市场经济中价格是应该放开的。只有价格由供求关系决定，价格才能反映资源的稀缺程度，并使资源实现最优配置。应该说，我们经济中90％以上的价格都放开了，但仍有一些重要的价格受到限制，这就引起资源配置失误。比如煤电价格受到控制，煤炭甚至还实行计划价和市场价的过时价格双轨制。这就引起煤电的浪费。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要逼那些高耗能、低效率的企业转向节能、高效。实现这种转变决不仅仅是喊几个口号，发几个文件，而要“逼”。“逼”的合法之一就是提高煤电等能源的价格。让那些高耗能、低效率企业不改变生产方式就活不下去。当然，煤电价格影响面大，放开要谨慎，但放是方向，尤其是再不能实行早已过时的双轨制。

　　市场经济之路依然漫长

　　民营企业说起来是独立的，实际上也受政府种种干预。这种干预有两方面。一方面是某些地方政府出于ＧＤＰ增长的动力，对民营企业拔苗助长。一些民企知道自己的实力，并不想大跃进式地一口吃成胖子。但地方官员又是给政策，又是给土地，又是让银行贷款，让企业催肥。这样做的结果往往是害了一批本来很有前途的民企。

　　另一个极端，也许更加普遍的，是政府对民企的限制。民企与国企在市场上平等竞争，享受同样“国民待遇”的问题，一直是人们常议论的话题，也是限制民企做大做强的重要外部制约性因素。这个问题的解决不在民企，而在政府，尤其是某些地方政府。中央对民营企业的发展是支持的，最近国务院公布的促进民营企业36号表明了这一点。但要把这个好政策贯彻下去并不容易。

　　我们的经济是从计划经济转型而来的，许多计划经济下行政性审批制度、进入限制等形形色色体现计划或长官意志的对企业经济行为的干预仍然存在。中央在十六大上提出转变政府职能，表明这已成为发展市场经济体制的最大桎梏。但这种转变相当困难，要受到根深蒂固的计划经济思想和既得利益者的自觉或不自觉抵制。

　　建立完善市场经济体制之路还相当漫长。就目前而言，我们的市场经济还不完善，宏观调控必须从这种现实出发。